【全国通缉！】

    翌日，中午时分。

    省厅刑侦总队会议室。

    厚重的窗帘拉开了一半，午后的阳光勉强挤进来。

    烟雾缭绕，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参与二一零特大系列杀人案侦破工作的核心成员——省厅总队长徐永林、副总队长、相关科室负责人，金城市局副局长、刑侦支队长刘建军，陈彬、马卫国，以及部分骨干侦查员悉数到场。

    通过一个晚上加上一个上午的时间，初步的汇总结果已经摆在桌面上。

    刘建军起身，汇报道：

    “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信息，确认在案发当晚即2月10号当天下午至晚上，从金城发往鹿城方向的旅客列车，只有一列火车符合时间段。

    发车时间为翌日凌晨12点47分。全程运行时间约16小时，抵达鹿城站的时间大约是次日下午16点左右。”

    徐永林坐在主位，眉头紧锁，听完刘建军的汇报，沉默了几秒钟，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十号晚上十点，目击者报警。十点二十分，第一批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十分钟后你们市局支队人马赶到。从十点三十分，到半夜十二点四十七分火车发车，中间有将近两个半小时！”

    徐永林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些许怒气和痛心：

    “两个半小时！我们的人在干什么？！

    发现如此恶性、手段如此残忍的连环命案，嫌疑人很可能尚未远遁，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协调铁路、公路、交警等部门，对全市乃至周边地区的交通要道进行设卡盘查、封锁拦截？！

    为什么没有立刻想到嫌疑人可能外逃？！”

    他的质问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心上。

    刘建军脸色发白，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但最终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低下了头。

    会议室里其他来自金城市局的干警也面露愧色，有人想开口，却不知从何说起。

    封锁交通要道，尤其是跨省市的铁路、公路干线，绝非派出所甚至市局层面能单独决定和实施的。

    它需要层层上报，需要与铁路警察、高速公路交警、地方警察等多个系统紧急协调，需要划定范围、明确嫌疑对象特征、调动大量警力……

    在九十年代初通讯和指挥体系尚不完备的条件下，两个多小时，从接警、勘查令人震惊的现场、初步判断案件性质、上报、到决策并启动大规模封锁，时间确实紧迫到几乎不可能完成。

    更何况，当时连嫌疑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有几个人都一无所知，如何设卡盘查？

    这些客观困难，在场的基层干警心里都清楚，但此刻面对总队长的怒火和五条人命的沉重压力，谁也不敢、也不愿拿出来当借口。

    刘建军深吸一口气：“徐总，这件事……责任在我。案发当晚应该是我在支队值班。接到如此重大的警情，我却没能立刻组织现场勘查和初步排查，甚至……在判断嫌疑人可能迅速外逃并果断申请全市乃至跨区域布控拦截方面，我的反应慢了，决策不够果断。我向总队检讨，请求处分。”

    徐永林看着刘建军眼里的血丝和脸上的疲惫，知道大家这半个多月几乎没合眼，一直在连轴转。

    他心中的怒火并未平息，但也知道此刻追责解决不了问题。

    摆了摆手，语气稍缓，却更显沉重：

    “检讨？处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真要做检讨，第一个该做检讨的是我这个总队长！

    是我没把队伍带好，没把预防和应急的弦给你们绷到最紧！”

    他用手指敲着桌子，痛心疾首：

    “一个刚从劳改农场放出来没几天的刑满释放人员，出来才多久？

    就犯下第一起命案！

    然后是一个多月，接连五条人命！

    如果没有那个偶然的目击者报警，这个案子要沉多久？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天日？

    到那时，别说邓鸿飞、邓鸿翔和沈春玲了，就是我们昨天抓到的这个高长顺，是不是也早他妈跑没影了？！

    我们的监管呢？

    我们的基础工作呢？都做到哪里去了？！”